城市化进程下的减排压力与环境文化自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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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班气候会议落幕,结果嘛,恐怕只能说一句“大家都不满意,但也只好这样了”。当然这次会议仍有一个亮点,就是在僵持阶段,在有些国家态度消极、有些国家扬言退出之时,中国代表团表态:愿意有条件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框架协议。也就是说,如果满足某些条件,中国将承诺量化减排义务。

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处在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快速进展阶段,现在就要求我们绝对量化减排显然不公平;但我国已是世界上的“排放大户”,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。坚持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,公平和各自能力的原则,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。根据最新公布的国家扶贫标准,我国还有将近1/10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下,即使按比较乐观的估计,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要在2030年前后才能达到峰值,然后转而下降——因此,如果从2020年开始接受量化减排指标,我们必然要付出很大代价。我国的产业结构眼下还是粗放型的,在新兴的国际绿色、循环、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竞争中仍然比较被动。要减轻上述的代价和被动,我们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,同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理有节地表达利益诉求,还需要在国民中倡导“环境文化自觉”。

环境文化也有“自觉”的问题

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,有公共性、外部性和滞后性等特点。公共性,是指无论环境好坏大家都要享受或忍受;外部性,是说许多损害环境的行为并没有被要求作出补偿或得到惩处;滞后性,则指环境问题是积累起来的,从开始受损害到产生后果有个时间差。环境受损,是因为一些人只顾自我的和短期的利益,这就必须以制度来规范约束;环境保护和治理有赖于“好”的制度并有效执行。

但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、执行和评价都有成本,当这个成本很大时,就要由道德的力量来补缺;而且较之法律的事后惩罚,道德有事先防范的效果,可减少违规违法行为,节约治理成本。

我们现在正倡导“文化自觉”,这也应该包括环境文化。大致上,环境文化是环境制度与环境观念的“组合”,这两方面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。改善环境,除了加大规范和治理力度,还要靠全民素质的提高、环境教育的普及、环境观念的自觉和环境道德的自律,进而促成消费方式的优化,生产方式、管理模式乃至政绩追求和评价等等的积极改进。

环境文化建设不能图表面热闹

环境危机的后果更为深刻,影响更为久远,当人们真的意识到危害时往往已难以控制和改善,或者控制和改善的成本已变得相当大。

科学发展、可持续发展需要“环境文化自觉”,而环境文化建设不能满足于表面的形式和热闹,必须实实在在破除一些障碍——

一是观念障碍。公众要求政府提供的,看起来是良好的环境本身,实质上是维护环境的措施、政策和制度。但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为追求眼前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,遏制不住冲动,还在以较低的“环境门槛”吸引投资,结果边治理边破坏、治理赶不上破坏的情况难以了断。可见落实科学发展观,必须态度鲜明而持之以恒。

二是制度障碍。许多环境问题,或因产权无法界定,或因价格不合理造成“市场失灵”,这必须由政府出面干预,使得环境成本比较准确地反映在产品价格中。但政府有时也会“失灵”,包括被某些利益集团“绑架”。

三是技术障碍。某些技术满足了经济社会的需求,却没有充分考虑对环境产生的损害;许多技术并非为处于发展低端的群体开发,忽视了他们对技术的需求,结果穷人用不起合适的技术,在摆脱贫困的同时保护环境的能力因此受到限制。还有,某些对环境友好的技术,因为短期内无利可图,得不到应用,甚至无法推进研发。

四是合作障碍。环境问题往往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,但由于相关各方的立场、能力等存在差异,特别是由于缺乏携手解决的诚意,难以达成协议,即使有了协议也会在执行中走样。常常是有人拼命推车,有人却“搭便车”,最终推车的人也不干了。如何设计出制止“搭便车”的机制,督促各方担负起自己的责任,应是环境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一个国家、一个地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效果,反映了深层次的环境文化。从这个侧面,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说“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、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、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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